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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发布时间:2017-11-27 18:7:43
华觉明:我所知道的天木先生

 
王振铎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业师,他字天木,人们多敬称他为天木先生。
 
天木先生原籍辽宁海城,1911年7月2日于河北保定出生。他的祖父是一位私塾先生,后从军,曾任都统并参与保定军官学堂的筹建。他的父亲王宗玺以机械学见长,曾任修械所技师和上海龙华兵工厂帮办,家中自置自制机械装备。天木师自幼耳闻目濡参与手工劳动及机器操作,有良好的木工、钳工功底,还自学机械制图,自制铣床和牛头刨。这为他日后从事古代科技器械的复原、制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。
 
1934年,天木先生来到北京,经顾颉刚和容庚推荐入燕京大学修习史学,受教于邓之诚、郑振铎、郭绍虞、谭其骧等名师,同学中有侯仁之、周一良等。1935年参加禹贡学会和中国考古学社;受北平研究院委托设计制作车模,同时完成指南车、记里鼓车的复原和撰著。“七七事变”后南下,由傅斯年介绍到中央博物院工程馆筹备处任助理研究员。1938年经香港转道越南抵达昆明,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汉代车制。1939年转任设计专员,制作多种汉代车辆模型。
 
1941年随筹备处内迁至李庄,6年间完成《考工记》车制研究,磁针发明史料的搜集及实验,参与王建墓的发掘和制作司南模型。虽生活清苦却意气风发,硕果累累,经常来往的有李济、梁思永、胡厚宣、苏秉琦、傅斯年、庞董琴等大家。所作日记有云:“又漏雨了,将陈的伞张在帐顶上。”告李济先生“不计较待遇如何,逢此时代,国家百艰,有饭吃即可也”“住西南联大工学院,未有帐子,蚊子太多,一夜未合眼”……据他自述,平生未鬻字,但窘迫时曾不得已为人治印以贴补家用。
 
1946年底离李庄,翌年夏和夏鼐同赴温州考察航海罗盘的制作和使用,在北平研究院用天然磁石制作司南,得到马大猷的帮助,同年秋回到南京中央博物院。1950年调国家文物局,负责全国博物馆的筹建和陈列设计。为此,天木先生曾亲自设计了多种组合式、橱式陈列设备,为众多博物馆采用。1956年起兼任必威体育app官网: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,先后培养了周世德、华觉明两位研究生。1962年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副所长。“文革”期间曾作为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遭到批判和到五七干校劳动,1972年回北京筹备文物出国展览,同年因心肌梗塞住院。1980~1985年任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,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。1989年将平生所撰主要论文结集为《科技考古论丛》出版。1991年因突发心肌梗塞谢世,终年81岁。
 
我是1964年夏考入必威体育app官网: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师从天木师的。入学时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兵器史,旋即改为矿业史。这是先生考虑到我的机械工程根底和个人志趣主动为我更改的。报到之后,时为助理研究员的席泽宗先生带我去沙滩红楼见老师。很大的桌子上放着成叠的图纸,那是天木先生早年考察北方大车、独轮车所绘,极精细且具古风,与通常的机械制图迥然不同,使我大开眼界,原来工程图还可以这么画的。坐定之后,他开口便说,招你做研究生,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主,是和夏鼐先生商量过的。你的文章(指《考古学报》1960年发表的战国西汉铁器金相考察报告)写得不错,要多读书,多做实验,多往下面跑。
 
红楼一别,旋即按康生“滚一身泥巴”的指令,到安徽寿县四清。一年后回所做课题,选择拔蜡法复原研究兼检测河南南阳所出汉代铁器,均得到天木师的首肯。未几,“文化大革命”铺天塞地而来,我也愚蠢地卷了进去。1969年夏,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,天木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。我们都住在东四头条,我在一号,他在西边的文化部大院。形格势禁,无法来往,但见面时仍相互致意,我称“王先生好!”他回称“您好!”担心与关注尽在片言只语之中。
 
1972年从河南明港干校回来,天木先生因筹备出国文展,也从文化部咸宁干校回京,和夏鼐先生共同为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复苏而忙碌。其时,“斗批改”已歇菜,政情稍弛,我便不时去他家请教、闲聊。他对时事常有贬斥,例如评法批儒之类。因帽子还被人拿着,我不但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,且不得在本所图书馆借书。于是,只好从先生处借阅,又请黄展岳等老友从考古所借中外书刊,还凭户口本到王府井大街必威体育app官网:图书馆的阅览室读架上的类书和参考书,用免费提供的借阅单背面作卡片。我师从天木师多年,他从没给我讲过课。他认为一个人读了近二十年的书,已有自学的能力,还用得着别人给讲课吗?我大抵每二三周去他家一次,因他工作忙,不敢多打扰。每次去他必亲自为我沏茶,有时还拿一些水果、点心款待我这个穷学生(80年代开始发稿费,之前我去老师家从不带礼物,反倒是有时他从外面回来,路过我住的一号大院,给我点水果、食品,请我陪他去洗澡也是他付钱)。然后坐下来,海阔天空、漫无边际作终夕之谈。临走时,还必定起身送我到门口。
 
那是1976年的秋天,我才获准恢复研究工作,正起劲地写《汉代叠铸》一书和《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》一文。在王先生家也读到了这些事,主题还是古代钢铁技术。有一回,谈话中间王先生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,意思是:你是不是还可以做一点青铜器方面的工作啊?我那时正热衷于钢铁技术的研究,先生的话听到了,但没听进去。过不多久,先生再一次提醒我,郑重地说:商周青铜器可是重要,你是不是要做一点这方面的研究啊!先生的话言简意赅,令我为之一震。退而思之,越想越觉得有道理,并为自己的浅陋和愚钝感到羞愧,觉悟到是我人文素养差,不识学术研究之大局所致。于是,下决心把研究的重心转到青铜冶铸技术研究方面来。其时,正好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群出土,随后,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又出了大型编钟群和大量青铜器。我在夏鼐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下,参与了诸多青铜器群的检测、研究,和白荣金等做了为时三年的商周青铜器铸造的复原试制。从1978年秋到1984年秋,参与主持了曾侯乙编钟群的研究与复制,对曾侯乙尊盘这一早期失蜡法代表作进行了工艺考察和技术鉴定。这一切都源自天木师的启迪与训示。正如他所说:“我没有做什么,就是给周世德和华觉明出了两个题目,一个做造船史,一个做青铜冶铸,这两个题目够他们做一辈子的。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,天木先生用隶书集杜诗写了一副对联,并出钱请人裱好后送给我:“文章千古事,风雨十年人。”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。外国人喝咖啡,中国人喝茶,在聊天中得到教益,引发灵感。不涉细节,只出题目,要求你一定要把文章做好,这是老一辈的大师级学者的高明之处。王先生一辈子只带了两个研究生,这和现今硕士、博士的批量生产是正好相反的。
 
天木先生对古代科技事象的复原是有清醒认识的。早在《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》一文中,他就明确指出“明代之齿轮尚属方齿制,故宋代齿轮,其形制或较明代更为古拙也”。又说记里鼓车“驭行时,所记之里数,亦不能如其原则上计算之准确”,这两种车“不能行于坎途,更需人力随车管理”。对水运仪象台的运行,他亦作如是观。证之如今日本、我国台湾地区和北京等地所复原的仪象台,为获得好的传动效率均使用现代的渐开线齿轮,那是有违科学复原准则、误导观众的做法。
 
天木先生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持谦逊和客观的态度。他于质疑及批评从不为忤,但也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,而是努力改进研究思路和方法,查检更多的文献资料和论据,以拓展研讨的深度和广度,《科技考古论丛》所收《燕肃指南车造法补正》《张衡地动仪补说》等文即其明证。他在该书《后记》中说:“我的研究工作汲取了前人和近人的学术成果;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将会不断发现新的考古和文献材料,对现有认识加以修改和补充。”在日常交谈中,他也多次提到研究工作及所用方法、技巧、仪表、工具是不断更新的,“一篇论文能站住三十年就很不错了”。表里一致,心口如一是天木先生的本色,他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
 
前辈学者在艰难时世所作学术成果,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。对前人的工作横加指斥,甚至强行撤去卓有成效的古代科技复原模型的所有陈列,是有悖于理和背离博物馆工作的常规的。
 
承续超越,生生不息,方有学术的繁荣和持续发展。薪火相传,教学相长才是学界的道统、为学之正道、学人应恪守的规矩。
 
天木先生质朴厚重,一身正气,工作极其认真,待人极其真诚,古道热肠,长者之风。语云: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以先生为榜样,行吾心之所按,这是我要努力做到的。■
 
《科学新闻》 (科学新闻2017年11月刊 佳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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