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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Carolyn J. Adamski / 文 倪伟波 / 译 来源: 发布时间:2023-5-8 16:36:37
倾听一切声音

 

  5月,我们的机构重新开放,关于线下参加实验室会议的传言四处流传时,我慌了。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的几个月里,我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,以缓解不断恶化的听力。我开始重新训练大脑听声音——这是一个困难而疲惫的过程,我需要将听到的新声音与之前对听觉世界的认知相匹配。在这种孤独和不确定性中,我发现了一个亮点:在线会议对我来说很有效。每个人都对着电脑麦克风说话,我能听到并集中注意力。但当我们回归“正常”时会发生什么?

  我的听力损伤开始于读研究生的时候,没人能确定原因。起初,我认为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奉献精神来克服它。我开始记录每次一对一的会议,因为即便是非常集中注意力,我也无法抓住所有内容。当你依赖于唇读时,做笔记就行不通了。在研讨会上,我坐在前排,精疲力竭地一边听演讲,一边揣度其中的科学道理。在我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第四年,我决定植入人工耳蜗。没有成功的保证,即使最好的情况也不意味着能恢复正常听力——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并不能重现我们耳朵的神奇本领,但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。

  在我通过两种植入物开始听到声音的一周后,我参加了一个会议。我仔细检查了每一个聆听环境,以规划我的设备和在活动中我需要出现的位置。我把微型麦克风安装在讲台上,把我的海报搬到一个安静的角落。这样做很有效,但我还是很累,觉得自己被排挤在外。我没有参加有价值(且很吵)的社交会议,而是乘坐第一班班车回酒店,然后立刻睡着了。

  在疫情期间召开虚拟会议时,我的体验要好得多。Zoom平台的音质清脆干净,没有办公空间或会议室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噪音。我可以坐下来,让声音向我涌来,而不用努力去听。我更容易集中注意力,能参与其中并深入思考科学。在研讨会结束后我感到精神焕发,而不再需要打个盹。

  随着重新开放线下会议,我担心会失去这种进步。我比疫情暴发前听得更清楚了,我已经习惯了植入物,现在可以通过听力测试了。但我总是需要安静的环境和麦克风,毕竟我是通过电子方式听的。

  我不想被迫重新去努力理解,因此我紧张得胃都绷紧了。我和导师约好见面,为实验室会议制订一个听觉计划。我不想让30个实验室伙伴分心或感到负担,所以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让演讲者使用麦克风,并在回答前重复一遍听众的问题。

  起初一切顺利,但随着演讲被冗长的技术问题和深入讨论所取代时,这个系统崩溃了。我发现自己身体前倾,脖子绷得很紧,在演讲者和听众之间来回转来转去,努力倾听。

  我很想接受自己不可能抓住所有东西的事实,但我提醒自己曾在Zoom上获得的轻松体验。我深吸了一口气,转身对导师说:“这行不通。”我们抓起一个麦克风,让观众们传递。在3个小时会议结束时,5个麦克风在社交距离较远的人群中来回跳动,我可以靠在椅子上看幻灯片,让声音传到我耳边。

  几周后,我的焦虑逐渐被好奇心和问题所取代,因为我觉得自己被包容了,值得拥有归属感。我的一些实验室伙伴甚至感谢我,因为他们没有麦克风也听不见别人说话。也许与其急着恢复“正常”状态,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创造一个更受欢迎的环境——对每个人都是如此。■

 

Carolyn J. Adamski是贝勒医学院、简和丹•邓肯神经学研究所的HHMI博士后。请将您的职场生涯故事发送至SciCareerEditor@aaas.org。

DOI: 10.1126/science.372.6549.1474

鸣谢:“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(www.aaas.org)发布在2021年6月25日《科学》杂志”。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://www.science.org/doi/10.1126/science.372.6549.1474。

 
《科学新闻》 (科学新闻2023年4月刊 科学·职场生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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